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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位军转干部的情怀——作家郎春印象

发布时间：2020-10-18作者：周向东来源：点击：

 

一位军转干部的情怀

——作家郎春印象

周向东

一个偶然的机会,我结识了长篇历史小说《班超传》的作者郎春先生,得知他三十年磨一剑,为东汉时代的扶风籍大英雄树碑立传,史说结合,四十多万字的鸿篇巨著,经陕西省“丝路之魂”重大文学创作出版工程甫一推出,便好评如潮,被称为“一部英雄史诗”,“治边安民的教科书”,一版再版,着实令人起敬。后来读到他发表在《西安日报》的纪实散文《父亲留下的洋铲》,更觉得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。这篇散文不但轮廓地记录了“父亲”七十多年前为解放军带路,在扶眉战役的枪林弹雨中冒死支前的惊鸿一瞥,而且深情地回忆了“父亲”带着解放军赠送的洋铲回乡,率领乡亲投身新农村建设的热情。通篇没有一处爱父亲的直白,但作者对父亲的感情跃然纸上。



郎春在全国图书订货会上介绍创作体会

我是个军迷,对一切军旅之事都饶有兴味。今年“八一”前夕,就在我思忖着传承两代的洋铲背后的故事时,意外接到郎春先生的电话,真是喜出望外。原来先生不久前与几位老战友参观扶眉战役烈士纪念馆,发现馆藏战争遗物较少,忽生一念,想把父亲留下的洋铲捐给馆方,问我要不要跟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知会一声。他认为父亲留给他的不是一把残旧的洋锹,而是两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一是战争,一是和平,放在纪念馆肯定比放在家里有意义。他的话令我十分感动,顿觉先生不仅有情怀,而且有爱国的大情怀。他语气平实,丝毫不唱高调,似乎在说一件十分细小的家常,所言之是事却是不同俗流,高情远致,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怀瑾握瑜的胸怀,彰显着一位军转干部的高风亮节。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浮躁社会上,这样不图名、不图利、还要自己搭上功夫的人实在太少了。我连夜向市局领导做了汇报,并将市局派员出席捐赠仪式的安排反馈给他。

当天的捐赠仪式简单而成功,省内外十几家媒体都做了报道。之后,那把锈迹斑斑的洋铲便赫然陈列在扶眉战役纪念馆,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实物见证。之后每有年轻学子参观瞻仰归来,我都会有一些激动。感谢缘分,让我认识了一位具有家国情怀的老兵。

郎春是先生使用了几十年的笔名。他真名李周琳,出生在扶风的南原上,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,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,参军到喀喇昆仑北麓的边防部队服役。这是一支“高原劲旅”,著名的“进藏先遣连”就是其属下一个分队,不少老兵参加过1962年的中印边境自卫作战,更有“战斗英雄”司马义买买提、“滚雷英雄”罗光燮等,是整支部队的楷模。他在工兵分队做过一年多文书兼军械员,参加1978年全国统一高考获得喀什地区南三县考区理科第一名,后因故未上,接着放了一年电影,更多的时间则是在政治机关做宣传教育工作。这期间,他目睹了师长(后升任少将)在投弹考核现场舍身护新兵的壮举,将其编成文艺节目参加大军区调演获奖;他熟悉的一位四川籍团长,逢年过节就给远在湖南的烈士父母寄钱;他感慨于一位杨姓科长,转业离队前请求与军旗合影的“出格”;他也曾亲手将一位前几日还一起喝酒的牺牲战友,掩埋到喀喇昆仑山下的叶城烈士陵园……在这样一种充满英雄气概的氛围里,他觉得自己不单单是自我,而是军队和祖国大家庭的一份子,所谓“无我之我”,“无家之家”。他的家国情怀,就始于那十年军旅生活的养成。



郎春在部队期间摄于兰州黄河岸边

我曾很不理解,郎春先生作为一个热爱部队的年轻军官,为何当年不顾首长的一再劝阻,在事业刚刚起步阶段就匆匆申请转业离队。后从他的几位战友处了解到,他的缺点也很突出:不喜欢出操,不喜欢掏厕所、种菜,不喜欢基层的某些潜规则,而调到大军区机关那种相对宽松环境的努力最终功亏一篑,所以才那么决然。这一点,从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《西陲兵事》的自序里,也多少能窥见一些。

转业到地方工作后,郎春先生继续发扬“位卑未敢忘忧国”的传统,始终将个人命运与国家的改革和发展连在一起。在做宣传工作时,他在中国船舶行业厂长党委书记大会提出《我的企业思想政治工作观》(哈船院出版社结集出版),在行业内引起较大反响;他发现机关公务用车的浪费很大,几经调研,撰写了《机关公务用车应改革为社会化服务》的论文,发表在1991年第11期《求是》杂志《内部文稿》(今《红旗文稿》)上,是公车改革最初的呐喊者之一;负责共青团工作时,他力主“学雷锋”不搞形式主义,获“陕西省优秀厅局团委书记”称号,还被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青年学组选为理事长;他编著的《企业青年工作概论》,出版后不但发行到全国许多大企业,而且被陕西、天津、吉林等团校(青年干部学院)作为选修教材使用,时任陕西省委常委、宣传部长王巨才欣然为之作序;他应邀为《南方周末》撰写的《发照,还是卖报?》,为《机电产品市场》杂志撰写的《观念创新:西部振兴必须跨越的门槛》等文章,则是对时弊一针见血的剖析批判。



郎春向扶眉战役纪念馆捐献战争遗物“洋铲”

上世纪九十年代,是中国社会改革的“经济时代”,许多人主动或被动卷入“经济”的潮流,郎春先生亦不例外。起先,他被派去新疆做边贸,但受不了不被信任的尴尬,断然放弃,哪怕被误解、被冠以“只想当总经理”的恶名,受到长时间的不公正待遇,甚至被“举报”,遭“协助调查”一个星期。事后屡次外调遭阻,错失很多机会,他也没有悲观厌世。他觉得自己是一名经历过生死的共产党员,工作不是给哪个人干的。于是在后来做机电产品营销、负责高精度导航仪器的开发、组织军品外协、主持研发大型料仓管理系统和水下地形观测系统等产品时,仍然保持了饱满的热情,不断出彩。2008年,他还牵头为北京公安部门研发了一款奥运安保系统的部件。在退休前十年,他主要负责项目管理,先后成功策划省级大型项目数个,国家级重大项目一个,且都得到政府的资金支持,还因此获得单位“特殊贡献奖”和“第四届中国IPMP国际项目经理大奖”。

在四十年的职业生涯里,郎春先生“只是用心做事,绝不投机钻营”。也许是长期研究班超的缘故,从他身上或多或少体现出一些“扶风豪士”的精神。他干一行,钻一行,专一行,无论做什么事都不服输,“不干则已,干就干出点名堂。”二十五六岁时,他在部队首长的支持下,一个人办起了一个野战师的干部文化学校,从校舍选址到教学大纲制定,从教员选调、培训到招生计划下达,安排得有条不紊,其经验被大军区肯定并推广。三十六七岁时,他销给新疆一家上市公司的柴油发电机组被举报噪音扰民,用户要求退货且赔偿损失。他一个学文的,硬是靠着一份执着,分析出机房设计的缺陷,自己画图,提出整改方案,经与设计单位及用户反复沟通,很快解决了问题,还应邀作为嘉宾在电台做专业讲解,为该公司挽回了声誉。据他的同事介绍,有一次在北京向专家组汇报一个投资数亿元的军转民项目,他基本脱稿,从项目意义、投资预算、建设工期、设备购置讲到经济及社会效益,一气呵成,其专业和熟悉程度语惊四座,规定25分钟发言时间,他在提示钟响前几秒说完最后的“谢谢”。经过答辩,当期项目成功立项,项目报告还被列为“模板”。



郎春30年后重访老部队

“台上一分钟,台下十年功。”郎春先生这些硬本领,不是与生俱来的,而是通过不断的学习——实践——再学习的努力取得的。他十分推崇古雅典政治家索伦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精神,几十年如一日,从未间断学习。他曾在长沙的军校和陕西师大、西北政法以及西北大学等院校修习教育、中文、法律和工商管理等专业,也曾拜导航研究所专家、西工大项目管理教授和西安交大计算机教授为师,学习跨学科的前沿技术。他没有刻意追求硕士、博士的学位,“也的确懂得了一些知识”,先后成功考取高级经济师、注册高级商务策划师、IPMP高级国际项目经理和(注册)投资咨询工程师等资质,多次为国内高级商务策划师讲授策划务实课程,以专家身份参与机电建设项目评审,还参与过国家行业规划和省级规划的编写。在长篇历史小说《班超传》出版后,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种发有少将这样评价:“我的老部下郎春,喜读书,善作文,才华横溢,博古通今,他从当代审美的角度透视两千年前的边治得失,浓墨重彩地推出这部《班超传》,具有很高的现实主义价值和艺术感染力。”

我很欣赏种将军这段话,也已经成了《班超传》的粉丝。我还看到原国家国防科工委研究中心党委书记袁和平在《回荡着历史拷问的班超故事》里写道:“他(郎春)这个人不谙官场套路,也不屑逢迎拍马,几十年碰撞摔打,到底也没学得圆滑,但他勤于学习,善于思考,是个具有独立意识的人。”这种独立意识,正是扶风豪士“做人不倚将军势,饮酒岂顾尚书期”的现实写照,它能使人淡泊名利,宠辱不惊。郎春先生的不少战友在部队都到了师级甚至正军级,与他同期的团干部有的也当了省部级高官,他为之高兴并祝贺,但从不羡慕嫉妒,也不找他们办私事。后来有人出事被查,他唏嘘遗憾,却从不落井下石,当有人问起,还述说其优点长处,指出有些事属于制度问题。由此看来,他自小生在周原,深受周文化的影响,骨子里是一个“传统的人”。

传统的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治国平天下,与常人只是一种理念,犹如《班超传》,作用在于教化。修身齐家,才是普通人的道德遵循,也容易身体力行。郎春先生认为,“一个连家都不爱的人遑论爱国”。作为养长子,他孝敬父母如亲生,主动分担了许多父亲的责任,凡麻烦的事都主动承担,凡掏钱的事都主动拿大头,因而深得敬重。他牵头为老人修建宅院,安排老人的赡养事宜,并数次接老人到西安看病;他关怀五个弟妹,不图回报,在他们人生的关键节点,总是倾力相助,或资助上大学,或帮助联系工作,或为其看病,或资助买房置业。乡邻多夸赞他是个有情有义的人,甚至有人说他犯傻。



郎春与本文作者合影

“傻就傻吧,过于精明的人难得幸福。”郎春先生在接受电视台采访时说的最多的是感恩,感恩家乡父老,感恩社会,感恩一切与他有交往的人。他直言从刨土拉架子车到坐飞机开轿车,现在的日子是做梦都没想到的,值得格外珍惜。写了几部书,在业界小有名气,便被抬举为“著名作家”,真是诚惶诚恐,实不敢当。他说自己在担任西安船舶研究院书记的五年间,看到年轻人心高气盛,常常开导他们要知足,要感恩,在职场要步步为营,要有高山仰止的心理准备,接受命运的安排,不要把人生的目标定得过高,以免自寻烦恼,曾被讥为“胸无大志”、“幸福点很低的老头”。

正是这样一个“幸福点很低的老头”,给了我许多感动,让我觉得情怀的境界,不是刻意的追求,而是要用一生去实践的。